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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《黄河故事》的中篇版本里，有一个没有名字的表嫂，跟表哥结婚生女后去了南方打工，“头几年一年还回来一两趟……后来过年也不回来了。再回来就是要求办离婚，家产一分不要，女儿也不要，只要一张纸带走就行了”。站在“我”的立场看，这差不多是个没有责任感的女人。到了长篇版本里，这个表嫂不但有了名字，而且有了属于自己的完整故事。她在城市的辛苦和挣扎，她半被动半主动改变的性爱伦理观，她对女儿的想念和新婚姻的幸福，都在这个故事里得到了呈现。那个原本在中篇里面目不清，甚至不小心会被当成负面典型的表嫂，因为有足够的篇幅为自己辩护，展现出自己有血有肉、有情有义的一面，成了一个饱满的人物。

当然，角落里的人物未必在每个作品里都有机会站出来为自己说话。不只如此，乍看邵丽的这些作品，无论是“天台上的父亲”的一意孤行、《大河》中婆婆的浑不讲理，还是《黄河故事》中母亲一以贯之的强势、《金枝》中父亲在家庭关系中的袖手事外，似乎都绝难找到为之辩护的理由。不过，在度过最初的艰难之后，“我”的耐心起了作用，以往隐藏在这些人物生命角落里的过往或隐衷渐次浮现，封闭在表象之后的原因慢慢显豁，他们人生的拼图有了较为完整的贯穿逻辑。“在一出好的戏剧中每个人都是对的”，在一部好小说中也同样，因为每个人在自己的逻辑里都有圆满的可能，这才会有丰富而不是单面的形象，并由此牵连起属于每个人的深邃世界。

《天台上的父亲》中，父亲退休之前，虽然对人低调谦和，却对子女淡漠忽略，退休后又变得暴躁易怒，“他的生活圈在慢慢缩小，像一个剩馒头，在变干，在缩水”，以致后来发展为随时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对子女的淡漠，直到后来子女也不敢提起，“害怕提起这样的事情时，被父亲淡淡地打发，让我们受第二次伤害”。而当父亲决意自杀之后，看住父亲就成了母亲和子女的责任，时间和心理压力一时俱至，哥哥和妹妹的生活被搅扰得混乱不堪，“我”则在一年多的看防后“几乎抑郁了。夜里莫名其妙地惊坐起，就再也睡不着了，整夜整夜地大睁着眼，大把大把地掉头发”，不得不暂去妹妹的城市发展。这样的情形让人无比担忧，来看望父亲的朋友沉重地说：“这样子拖下去，谁都受不了，也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，最终会把一家人拖垮的。”

父亲的纵身一跃，或许对精神日渐萎缩的自己是个解脱，却并没有把家庭从被拖垮的边缘拯救出来。在父亲的葬礼上，子女们互相回避着，不敢看对方的眼睛。尤其是因为夫妻吵架而没有尽好看护之责的哥哥，在父亲死后更是郁郁寡欢，“每次回家都坐在他的房间里，半天也不出来”。一次借酒发疯，哥哥“先是指责我，说我离开这个家到妹妹那个城市去，完全是因为想逃避，不想承担责任。然后他又指责妹妹，说她是老公的家奴，天天把孩子圈在自己身边，完全被自己的小家给绑架了”。随后，他接近崩溃，失声痛哭：“是我杀死了父亲！是我们联手杀死了父亲！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爱父亲，心疼父亲，害怕他死。可是时间长了，我们还有耐心吗？我们每个人，都只关心自己，可是，父亲呢？谁管？谁管？”

情绪失控的问责和决意离世的选择一样，都未必是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方式。一个人去世之后，遗留的问题并不会消失，那些有生之年未能解决的部分，需要在世的人设法理解和分担。“一直到我坐在回去的车上，我才感觉到我与父亲的各种联系，不是因为他的死而中断了，而是相反，像突然通了电似的，那些生动的场景、杂沓的细节，纷纷扰扰地来到我面前”，借助这样的清晰回忆，父亲很多不可解的事情，就有了自身的情理线索。比如父亲对子女的淡薄，是因为被下放到偏远的部队外营地，“在那样的时代，又是那样的环境，我们是父亲为数不多可以忽略的人吧。除了自己的亲人，父亲必须对所有人、所有事情小心翼翼”。比如父亲退休之后的委顿，“曾几何时，他是那样风光。但他的风光是附着在他的工作上的，脱离工作，怎么说呢，他就像一只脱毛的鸡。他像从习惯的生命链条上突然脱落，找不到自己，也找不到可以依赖的别人。除了死，他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”。

这样的思考和理解，缓解了由父亲的淡漠和自杀造成的后辈心理压力，但仍然有些阴影作用在人身上，一如哥哥的心结。直到有一天，母亲拿出曾嵌在父亲心脏附近的弹片，“再往里挪一点儿他就没命了……过去咱家最困难的时候，每当我想不开，你爸就把它拿出来搁在我手里，说，看看这个，还有什么想不开的？”随后，母亲表示，她知道父亲走向天台的事，却没有阻拦，“我觉得我对得起他。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成全他，最后一次按他的意见办”。母亲承担了对父亲看护不周的责任，但“我们也不会这样去想，至少我不会。我们知道母亲对父亲的忠诚和爱，而且，我宁愿相信她这样说只是为了安慰哥哥，她不想让我们家最后一个男人，再爬上天台”。母亲究竟为什么这样说，没有办法知道，但“事情只有这样想，对生者和死者，才是最好的安慰”。或许可以这样说，不只是事情和对事情的解释，包括此后对事情和解释的理解，一起分担了人世的忧劳，让人在世间可以稍稍得到喘息的机会。

不是事情本身和对事情的解释——这是可以观察的，而是对事情和解释的理解——格林意义上的“解说”，才是叙事者成长的关键。在成长的过程中，叙事者“我”要先摸索自己性格中可能造成矛盾的因素（比如《天台上的父亲》中“我”的迟钝，《黄河故事》中“我”的要强，《金枝》中“我”的控制欲），同时在与人相处的不适中不轻易下判断，而是尝试着理解对方行为的原因，不把所有的差异都推到对方蛮不讲理那边，耐心找出这些差异可能的沟通方案，即便后来仍是维持原状的结局，最终的和最初的原状，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，起码有一个人自主选择了与人相处的方式——这个自主的选择，才是人世裕如的缝隙，能供人稍微从容地喘息。人到中年，原本对人对事的理解早已成形，却因为生活的变化和环境的复杂，不得不调整已有的认知，就仿佛一棵壮年的大树要改变自己的伸展方向，其难度可想而知。

从前面谈到的耐心到这里几乎是不得不然的成长，叙事者“我”并非习见所谓失去个性的过程，而是收获了切切实实的能量反馈。起码在《天台上的父亲》中，因为这个真切的认知变化过程，父亲自杀前后带给家庭的极度动荡得以部分缓解，虽然并非彻底的解决，却有了继续过下去的可能。《黄河故事》中，“我”忍受着母亲的偏心与责骂，却也暗自愤恨，委屈不已。随着时光慢慢过去，在给早逝的父亲寻找墓地的过程中，“我”梳理清楚了母亲的性格根源和选择标准，也发现了母亲对“我”极少流露的温情一面，并经提醒后意识到，自己后来也不过是用表面的孝顺来施行潜在的报复。最终，“我”意识到，“母亲，我是恨着她的。可我恨了多少年就爱了多少年；恨有多深，爱就有多深。……我心里某些冷硬的东西在松动，好像沉积了几十年的冻土层在慢慢融化”。融化这几十年冻土层的，正是那个艰难的成长带来的能量。

这样的理解，在《金枝》中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，因为父亲和母亲经历的时代更复杂，伦理关系更纠缠。父亲完成了祖母安排的婚礼后，追随祖父参加革命，后与母亲相爱并结婚生子。没料想，祖母之命的婚姻有了女儿，此前的妻子也誓死不离嫁后之家。此后，父亲两段婚姻各自的子女又有了后代，并在长大的过程中有了交集和冲突，关系越趋复杂。更不用说，如此长的时间跨度，社会形态发生了数次重大的变化，每代人都跟自己置身的时代形成了“剪不断理还乱”的联系，既有身不由己的跟从，也有干脆直接的选择，由此形成了固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，改变实难。身处复杂代际关系中的“我”，既要面对上一代的遗留问题——父亲对自己的冷漠、母亲对自己的不够亲近、父亲此前婚姻中妻子和孩子的纠缠，又要学习处理与同辈和下代人的关系，事情千头万绪，关系千丝万缕，没有什么可以轻易解。

这样的复杂情形下，“我”没有停留在以自己的眼光看所有问题上，而是通过不同视角切入不同人的故事，慢慢部分理解了父亲和母亲，也对父亲此前婚姻中的妻子和孩子以及他们的后代有了新的了解，最终在各种碰撞和交流中意识到了自身的问题。与此同时，“我”也在对他人和自身的了解中，对后代有了深入的认识，部分避免了在与后辈的相处中重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，传递出与上代不同的生活状态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艰难的自我反省和成长，父亲和母亲，包括与己有关的各种各样的长辈、同辈和下辈，都在“我”的叙事中部分建立了自己的因果关系，有了“对”的可能。

因了这可能，那些干净明亮的日子，如同仿佛生来就经年不变的母亲，在记忆里复返为年轻，鲜活地再生于文字之中——“走到村庄前的小河边，她说走累了，要下去洗洗脸。洗完脸，她索性把鞋和袜子脱下来，把脚放进河水里。沉静了好大一会儿，她突然嘿嘿嘿地朝我们笑起来。她说，脚好痒痒。我小时候，就喜欢跟着你姥爷出来网鱼。那时候，鱼可真多啊。”

用如此的中年耐心和艰难成长，为前代留下哪怕片刻闪耀的身影，为后辈哪怕开拓一点宽舒的空间，是不是已经够得上让人珍重？何况，那个过渡中的自我，因为耐心的能量反哺，并没有被日常的琐碎淹没，而是已然在岁月的风雨中焕然一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