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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二冬：虽不能偃仰啸歌，心亦陶然

*孟二冬（1957—2006），安徽宿县（今宿州）人。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。为支援新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，2004年3月主动要求参加对口支援新疆石河子大学教学。因病医治无效逝世，享年49岁。人事部、教育部授予孟二冬“全国模范教师”荣誉称号。

孟二冬老师是我们的同事，他在北大中文系任教十多年来，是同行眼里认真踏实的学者，是学生眼中宽厚的师长和朋友。像孟二冬这样的老师，在北大并不少，他的事迹唤起我们观察思考校园里学者们的生活，让我们的精神境界也得到提升。我想，这就是孟二冬的意义。

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，孟二冬在安徽宿州学院毕业留校做管理工作时，就抱有对学问的热爱和继续求学的理想，是发自内心的学术追求促使他来北大进修，在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袁行霈先生指导下研修唐诗。1985年他又放弃稳定的工作，考上北大的硕士研究生，从此全身心投入他所向往的学术事业。1988年孟二冬硕士毕业，到烟台大学任教，分居两地的家人终于团聚，又分到成套的住房，足以安居乐业了，但三年之后他再次告别妻女，第三次到北大，攻读博士研究生。如果没有对学问的热爱和追求，孟二冬就不会历尽艰辛，忍受与家人离别的寂寞，放弃优越安稳的生活，一次次北上求学。学问对于孟二冬不仅仅是一种职业，更是他的追求，他的习惯，他的生活方式，也是他的精神境界。

1994年孟二冬博士毕业，留校任教，住在校内简易的筒子楼，生活清苦，但因为离图书馆近，读书方便，他自得其乐。有人劝他接受一些校外兼课的邀请，以贴补家用，他不为所动，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金钱都花到学问上。学问对于孟二冬是一种乐趣，一份痴迷，执着于此，是超越了功利目的之后的一种愉悦的精神享受。

孟二冬做学问是非常认真专注的。他的硕士、博士学位论文和其他研究著作，都显示出理论创新与扎实的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治学特点。其中研究唐代文学与文化的成果，具有开拓性的价值。而在《登科记考补正》这部书里，孟二冬更倾注了全部的心血。《登科记考》是清代学者徐松的专著，记载了唐代科举制度方面许多重要的史事，历来是研究唐代社会、文化的基本用书。孟二冬发现该书的史实存在诸多疏漏，他要做“补正”的工作。这样一个资料性的冷僻的课题，既不会轰动，也不能赚钱，而要从汗牛充栋的历史典籍中搜寻相关材料，补正前人的不足，那无异于披沙拣金，大海捞针，是非常耗时费事的。但从文化传承与研究的角度说，又是很有价值的基础性的学问。孟二冬一做就是七年。这七年正是他精力旺盛的时期，他可以把时间和才华用在更容易出成果的研究课题上，或者用于谋求更优厚的生活条件和享受生活上，但孟二冬却把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自己的学术理想。不分寒暑和假日，上课之余，他几乎天天到图书馆古籍阅览室翻阅尘封的线装书，看那些古籍胶片，和图书馆管理员们一同上下班。这种甘于寂寞的精神来自哪里？孟二冬在书的后记里说“虽不能偃仰啸歌，心亦陶然”，这种幸福的体验又源自何处？我认为，那是纯粹的学者对学术的真诚与忘我态度，是在那种求知、求真、求实过程中达致的完美境界，做学问的勇气、耐心和愉悦都来源于此。孟二冬不是为了名誉和地位而从事学术，也不是为了生计和职业去被动完成研究任务，他是在实践一种庄严的学术理想。

在这部100多万字的著作中，孟二冬不仅补正了徐松《登科记考》的诸多疏漏之处，还挖掘和增补了登科士人1527人，超过原著收录人数的一半。这对研究唐代文学及历史，提供了重要的有价值的参考史料。孟二冬的学术创新是在扎实的文献考证基础上形成的，它对学术研究的影响会深远而持久。

这部书出版以后所得并不丰厚的稿酬，孟二冬又都用来买书送人了。如果用经济头脑来算计，他是不是得不偿失呢？孟二冬在书的后记中曾经这样表达他成稿时的心情：“时值仲秋之季，窗外月色皎洁，竹影婆娑，缀满桂花的青枝，正自飘溢着沁人的馨香。”从中我们可以感悟到一个学问中人的成就感和满足感。与学术研究中追逐功利、浮泛的气氛相比，孟二冬潜心学术的精神和扎实的学风显得特别可贵，他让人们知道，做学问也是一种人生境界，一种可以提升自己也提升他人的功德。从孟二冬这里我们还可以了解，学问中有一部分属于精神性、文化积累性的东西，虽不能直接创造经济价值，但可以丰富人类的精神世界，满足文化传承与建设之需。人文学科看起来不“实用”，却有“无用之大用”，能令人精神纯净和进入完美的境界。从孟二冬身上，我们看到人文学者的追求与格调，也理解了文化传承的重要价值。

2004年3月，孟二冬赴新疆石河子大学“支教”，两周后，他就感到嗓子严重不适，平时他的嗓门很大，这时讲课已不得不使用麦克风了。后来医生要他“禁声”，他连吞咽都有困难了，但考虑的是到新疆一趟不容易，不能让学生落下课，还坚持每周上十节课。是什么让孟老师能这样带病坚持上课？主要是教师的责任感，是对学生的无比爱心。4月26日上完最后一节课，孟二冬在学生的掌声中踉跄走下讲台，咳出血来了。诊断后的病情让医生大吃一惊，马上要送他回京治疗。他在石河子大学任教才两个月，和学生的关系就处得非常融洽，他生病回到北京，石河子大学的学生们自发地捐款，寄来饱含深情的慰问信，其中有的学生动情地把他称作父亲。孟二冬在病床上也惦记着新疆的学生，还让自己的博士生专门到新疆去给他们做讲座，并带去自己花钱买的书籍和资料。

在北大他一直也是这样，对学生充满关爱。这种关爱是非常自然的，是一种人格的流露，并非简单的职业要求。他指导研究生的学习非常有耐心，每次给学生评阅论文，都会提出大量具体的修改意见，甚至连一条注释也要推敲。他鼓励学生在研究中要敢于创新和超越，发挥所长，形成自己的特点。手术后他嗓子喑哑，还坚持参加学生的论文讨论，讲评得非常认真仔细。在开颅手术的前一天，他还把新入学的研究生叫来，在病床上给他们上第一课。因为意识到自己病后的时间更加宝贵了，在第一次手术后，他还特意在校园里租借了一间宿舍住下，这样就可以多和学生接触。

孟老师平时言语不多，但很细心地体察和关注学生们的思想和生活。他的博士生在一次言谈中无意流露了经济有些困难，孟二冬立刻让妻子给他送去钱。到了节假日，他常把学生请到家里，亲自做拿手的菜，和学生们一起谈人生、谈学习，拉家常。学生和孟老师在一起总感到那样亲切和温暖。在孟二冬这里，我们看到了那种对学生的无比关爱，看到了纯粹的美好的师生关系。老师用爱心做表率，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才能充满爱心，我们的社会才会是真正和谐的社会。

这就是孟二冬。学问对他来说，是一项值得用整个人生投入的事业，是一件痴迷的乐事，是一份完美的精神追求。育人对他来讲，是当老师的天职，是爱心的释放，是让自己踏实宽心的本分。他是我们身边普通的教员，然而这种普通当中又有着非凡。孟二冬为师为学都达到了纯粹而高尚的境界。他是那样有爱心，有健全的人格，是一位很“阳光”的现代知识分子。在他身上，体现了传统道德文化与现代精神的完美结合。他的确是我们广大教师的楷模。有一批像孟二冬这样有品格的老师，北大就有了主心骨，就能保持她的精神的魅力，就能更有效地抵制低俗浮华的风气，就能为中华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。

2004年3月4日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孟二冬事迹报告会上发言